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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帝国末年，由于统治集团的贪婪、愚蠢以及中国封建王朝固有的兴替节律的作用，民族、社会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激化，导致朝廷的大权落人外戚王莽的手里。王莽是汉元帝（西汉倒数第五位皇帝）之后王政君娘家成员，由于元帝死后王政君以太后身份决定朝政达数十年，因此王家的许多男性家族成员得以进入朝廷，掌握机要。
由于在执政的过程中主张实行激烈的改革以铲除人民十分憎恨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其谦和廉洁、公正无私的个人魅力，王莽的威望达到了极点。公元前9年深孚众望的王莽终于接受了西汉末代皇帝的逊位，建立了“新”朝。可惜新朝的命运很糟糕，过激的社会改革措施使之在仅仅15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在人民和豪强贵族集团的反对中崩溃了。接替新莽的是西汉王室的成员刘秀，也就是东汉光武帝。
东汉的顾姓宗族
刘秀建立东汉后，一方面要与各地区利益势力取得平衡，另一方面也为了修复因新莽而凋敝的国家，开始注意搜罗各类人才，以充实官僚阶层，扩大统治基础。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出身南方大族顾氏的顾邦之子顾安（字静心）因平江淮功进东莱太守。算起来这已经是自安朱以来顾姓的第十一世了。
光武帝之后，东汉迎来了较安定繁荣的时期。据多种顾氏家谱传述，汉宣帝时期顾安之子顾综（字文纬）出仕朝廷很长时间，老年官至御史大夫、尚书令，因其忠心有才干，特赐几杖，朝政每每听取其意见。顾综有子顾林（字仲春），在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官至太常寺卿。顾林子顾奉（字季鸿）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出任颍川太守一职，其子顾通（字道达）。就这样在相对稳定平和百余年后，到了汉末的桓灵之世了。
桓灵之世是指东汉最后的第二、第三位皇帝桓帝和灵帝统治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又赶上难得一见的自然灾害，所以时局十分动荡。
东汉王朝的政治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皇帝多幼年即位，因此权利极易为母亲皇太后所把持。但是太后只是一介女流，生长于豪门深宅并无统治能力，所以往往重用其母家亲戚，这就是外戚。外戚执政由于缺乏正统性与合法性，并且夺了其他官僚、地方豪强、举荐贤能等国家主要统治集团的政治前途，加之巧取豪夺行为不端，所以经常遭到一片反对，很不得人心。
外戚们则常以镇压或罢黜来回答各方的反对。小皇帝长大后势必不甘心成为舅家傀儡，因为外戚把持朝政的结果就是官僚往往是外戚的党羽，使皇帝无从依靠。皇帝身边惟一信得过并且利益相关的就只有从小陪他长大的宦官了。成年皇帝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再依靠宦官的帮助，自然能够消灭外戚夺回权力。
在亲政后，鉴于宦官的“功劳”和朝官曾经屈服于外戚的历史，皇帝自然重用宦官轻视朝官了，这就又形成了宦官专权。但是宦官是身心有残缺的人
，其身份只是皇帝的家奴，其权势虽高却同样缺乏合法性，又没有后代，所以只能追求现世的享受。他们对财富和权势的追求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继续垄断朝政，惟一的办法就是鼓励皇帝享乐。享乐纵欲过度，皇帝多年轻夭折。于是又出现幼年皇帝，新的外戚重新上台，清算宦官，并乘机控制朝政。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了。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东汉的国事日见式微，出现了卖官鬻爵等黑暗现象；更加严重的是斗争的双方往往勾结有野心的将领来威胁对手，于是王朝最坏的情况出现——军队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
目睹这些情况，一些传统的官员和士大夫开始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王朝正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通过上书和其他方式进行抗争。由于官僚集团往往通过乡土和师承关系结成同盟，所以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就借口这些政治对手朋比为奸结成朋党而予以打击。除逮捕主要的领袖外，宦官打击这些士大夫的主要手段就是“禁锢”，即取消其参政和出仕的资格，这就叫“党锢”。“党锢”之祸使当时统治阶级主要部分的地主官僚失去了政治特权，无疑也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基本统治基础。
